2018年，在西雅图的一个中餐馆里，在美国居住了7年的北京男生安德第一次在美国见到了北冰洋汽水——这款曾经的京城名片。

他丝毫没有犹豫地点了一瓶。在起子撬开玻璃瓶盖的一瞬间，二氧化碳涌出，发出了一声清脆又熟悉的“嘭”。

就是这一声“嘭”带他回到了20多年前的小学时代：放学后，男孩安德撒开脚丫子跑到方家胡同公交站，在等104路车回家的时候，他常常会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一瓶1块多钱的北冰洋。老板把瓶盖打开，安德仰起头咕嘟咕嘟一饮而尽，再把玻璃瓶还给老板。

“上初中后在国内就几乎没看到过北冰洋了，所以后来在美国餐馆里看到的时候还挺惊奇的。”

这条时间线完美匹配在了一起：1999年，安德读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受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冲击，北冰洋汽水停产；2007年，安德在备战高考，那一年，负责管理北冰洋食品公司的一轻食品集团从合资方百事公司手中拿回了品牌经营权；2011年，安德在南方念大学，那一年，北冰洋重返北京市场。

不仅仅是北冰洋，不少老牌汽水品牌在被国外品牌打压多年后重现江湖：沈阳八王寺汽水2003年复出，山东崂山可乐2004年重启，天津山海关汽水2014年复产，重庆天府可乐2016年复出，武汉二厂汽水2017年以新面貌面世。

老牌汽水们的野心不止于此，它们奔赴资本市场的消息相继传来：2020年底，北冰洋欲借大豪科技之壳上市；2021年7月，冰峰向深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

那么问题来了：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的汽水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老牌汽水究竟会有多强的市场生命力？

“两乐水淹七军”

“一座城一款汽水”，这可以概括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汽水市场格局。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汽水版图上，东北有哈尔滨的大白梨和沈阳的八王寺，华北有天津的山海关和北京的北冰洋，华中有西安的冰峰和洛阳的海碧，西南有成都的峨眉雪和重庆的天府可乐，华东有山东的崂山可乐和上海的正广和，华南还有广州的亚洲沙示。

这些牌子无论哪一款都是当时的餐饮明星。如果我们将时间调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再将镜头聚焦到首都，最后将画面进一步定格在东城区安乐林路22号的话，我们会看到路边挤满了脚蹬三轮车或者开着汽车来进北冰洋汽水的商贩们。长龙般的队伍络绎不绝，当天拿不到货的商贩只好再等一夜。24小时运转的生产线依然满足不了北京人民在夏天对于这一款桔子味汽水的热爱。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牌汽水带来的简单快乐承载着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老牌汽水们大多独霸一方，和谐共处，并不觊觎全国市场。但是，自从“洋品牌”进军中国市场开始，故事被改写了。

1979年，在中美建交三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之后的第三个星期，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了北京。两年后，美国百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约在深圳兴建了百事可乐灌瓶厂，宣告了投资中国历程的开始。

“两乐”野心勃勃，试图从这些本土企业手上抢得一杯羹。1983年，北京可口可乐公司策划了中国当代市场的第一场卖场促销活动——在各大卖场，消费者买一瓶可乐的话可以获赠一双筷子或者一个气球。1986年，为了提升市场知名度，可口可乐用20万元换来了在中央电视台播广告的机会，而这几乎是可口可乐当初在华一年的利润。

但是，奈何过高的价格让它们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80年代初，北冰洋0.15元一瓶，而可口可乐卖到了0.45元，两倍的差价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再加上“两乐”在中国没有渠道基础，80年代的中国碳酸饮料市场依然是老牌汽水的天下。

但是好景不长。90年代开始，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老牌汽水的市场份额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事情的真正转折发生在1994年——一个注定会被写在中国碳酸饮料历史里的年份。

那一年，为了以退为进，在中国轻工总会的安排下，中国的7大汽水厂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签订了合资协议：八王寺汽水、山海关汽水和武汉二厂汽水与可口可乐合资，崂山可乐、亚洲沙示可乐、天府可乐和北冰洋与百事可乐合资。

北冰洋所属公司北京一轻化工集团党委书记邢慧明曾表示，那时大家都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却把自己的东西给弄丢了。”

在合资后，凭借较高占比的股份或者通过不断增加股本，“两乐”努力提升对于合资品牌的控制力，介入甚至主导合资品牌的管理运营，挤占国产汽水品牌的生存空间。以北冰洋为例，百事可乐只允许北冰洋生产纯净水，原有的饮料生产线被要求生产百事的七喜和美年达。其余六厂经历了类似的命运。

时至今日，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已经拥有了中国碳酸饮料市场超过90%的市场份额，数不清的小品牌们在剩下不足10%的空间内为生存而挣扎，其中包括那些“赎回了自己”的国产汽水们。